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举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年赴美考察后创办中华教育社，1940年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底发起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入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是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交往和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的一个典范，而他们的交往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访问延安开始的……

一、“任之先生,我们20多年不见了!”

 1945年7月1日中午，延安机场热闹非凡。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30多位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人在这里迎接来访的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他们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两党谈判，飞赴延安访问的。

 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亲切地说：“任之先生，我们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愕然：“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听着不住地点头，掐指算来，25年已经过去，想不到毛泽东对此事记得竟那么清楚。他对毛泽东的记忆力大加称赞，回到重庆后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地说起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交往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而初次接触，他就对毛泽东从心底里产生了敬佩之情。

二、“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下午，黄炎培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毛泽东的会客室正面墙上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一幅“茅台”画上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绝：“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介绍说，这幅画是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沈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的传说。针对这个谣传，他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谁料，这幅画竟挂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客厅里！黄炎培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一股知遇之情的暖流传遍了他的全身。他完全敞开了心扉，3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10多个小时。

 毛泽东和黄炎培等人商谈了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国共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经过认真商谈，共同商定了两点：（一）国民大会停止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关于政治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等，由中共提出，并请中共理成一个会议纪要：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活了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一席掷地有声的耿耿诤言，毛泽东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高兴地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在延安短短95个小时的访问，特别是和毛泽东的几次畅谈，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使他从朦胧中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从而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返回重庆后，到处作报告，宣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还在很短时间里写成并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这本书初版就印了2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熊明光《窑洞对的魅力》

《窑洞对》（局部）

 《延
安归来》

沈钧儒之子沈叔羊（盟员）中央美术学院工资

三、“声明写得极好”

 1949年2月，黄炎培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于3月25日平安抵达解放了的北平。

 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黄炎培就和沈钧儒、马寅初、陈叔通等民主人士一起到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当天晚上，风尘仆仆的毛泽东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随后，毛泽东还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到香山双清别墅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以及民主党派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做贡献。毛泽东的信任使黄炎培极为感动。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迫近上海之际，黄炎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上海人民行动起来，作局部的和平行动，迎接上海解放。

 当时，美国国务院颠倒是非，捏造事实，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为了回击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歪曲和对中国革命的诬蔑，毛泽东先后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黄炎培也参加了对美国白皮书的讨论，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撰文，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对“白皮书”予以严厉驳斥。

 毛泽东对民建的鲜明立场大为赞赏，也为黄炎培等人的进步而感高兴。8月24日，即民建声明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已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深受鼓舞，立即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他的感激和兴奋的心情，“希望主席时时指教”。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了一天又致书黄炎培：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谨致祝贺!”

 毛泽东关于白皮书给黄炎培的两封信，更加坚定了黄炎培跟共产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决心。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黄炎培的心情万分激动，即席抒发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泽东。他在诗中自豪地写道：中国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四、“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重要职务。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的儿子黄大能曾为此问他:“为什么您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我这是在做事，不是在做官。”他虽然年逾古稀，身兼数职，始终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恪尽职守，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尽心尽力。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黄炎培积极参加了各项运动，并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1952年9月初，民建北京分会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会前亲自撰写了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并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

 毛泽东在信中还诚恳地写道:“先生近来思想进步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泽东的鼓励和帮助，使黄炎培倍感振奋。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和修改稿的当天晚上,他就又写信给毛泽东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另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9月7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讲话，在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

黄大能同志

五、“万水千山念苦辛”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当时，黄炎培因病住院，但仍关心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读了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后，他兴奋地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毛泽东立刻回信嘉勉黄炎培：“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重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毛泽东与黄炎培不仅公交频繁，而且私谊深厚。仅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书信，就有17封之多，这在毛泽东同民主人士的交往中是少有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黄炎培应邀列席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坐。毛泽东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以祝贺中共“八大”。其第四首曰：“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中共“八大”闭幕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后，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民建的近况。毛泽东立即回信表扬民建的进步，信中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毛泽东在信末又附笔道：“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诗分别是《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长沙》。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失去这位挚友、诤友而悲痛，敬送花圈以志哀思。

黄炎培为毛泽东作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