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良（1900-1985），女，字存初，1900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1915年考入常州女师；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1923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1927年毕业后任南京政工人员养成所指导员；九·一八事变后，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担任理事；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她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1985年9月6日去世，享年85岁。

史良同志

《中央盟讯》悼念史良主席专刊

史良同志讣告

央视《史良同志纪录片》

1935年12月中旬，在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的形势下，史良与上海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和妇女界爱国人士共同筹备组织妇女救国会。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的女学生、女教员、女职员、女医生、护士、女律师、女工人及家庭妇女有1000多人。大会推举何香凝、史良、沈兹九、王孝英等七人为主席团。史良主持会议并报告筹备经过。会议通过宣言和章程，并推举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陆慧年、杜君慧、韩学章、高桂芳等11人为理事。会后举行游行，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参加游行者达万余人。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史良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被选为执行委员。

5月，上海及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救国会代表参加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人物之一。7月，史良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等代表全国救国会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和释放政治犯。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大会，参加者2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20多人被捕，受伤者百余人。救国会发表通电和告全国同胞书，揭露控诉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的罪行。史良在这次集会游行中被打伤。她在医院中写了《九月的鞭笞》一文。10月19日鲁迅逝世，救国会组织隆重的吊唁和送葬活动，史良与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以及其他救国会的领袖都参加了吊唁和送葬，并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救国会成立后，受到国民党当局不断的威胁、攻击和镇压。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当局出于其内外政策的需要，终于在上海分别将沈钧儒、史良、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的领袖，以“危害民国”企图“颠覆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逮捕，随后移解苏州羁押，并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审讯，造成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由于“七君子”在狱中坚强不屈的抗争和全国人民巨大的声援，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于7月30日不得不裁决释放。一场争取救国无罪的艰苦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

 《救亡情报》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史良在上海积极参加妇女界和各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她与郭沫若、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钱俊瑞等30余人发起组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设计委员。她负责筹募救国公债和调整抗敌后援工作的需要与供给工作。淞沪抗战失败后，史良与郭沫若、章乃器等一同由上海前往香港、澳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谈对日绝交》一文刊登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妇女生活》（第五卷 第三期）上，同期还刊有沈兹九的文章《妇女战地服务运动》。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令人振聋发聩的浓浓赤子情怀。

《妇女生活》（第五卷 第三期）

《谈对日绝交》史良（1937年10月）

《谈对日绝交》

史良（1937年10月）

自我国神圣的全面抗战逐渐展开以来，日寇倾其全国的海陆空力量，不但大举侵犯，并且非法封锁我全部海岸，屠杀我平民，这样凌辱我们侵略我们，我们和他们还有什么“邦交”之可言？但是现在我们的大使还逗留在敌国，我们的侨胞还逗留在敌境，难道在这样全面抗战，牺牲惨重，邦交早已粉碎的情形下，还有所期待，有所希望吗？

事实上中日两国早已无邦交之可言了。法理上，也早已超越了绝交的程序。不绝交徒然使代表国家的许大使在东京受罪；驻留敌境的侨胞在异域挨苦。

更就对日绝交的利弊言，宣布绝交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以言之，（一）就对外说：对日绝交，是表示我们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使各国知道我们只有前进，决不后退，抗战到底，不惜牺牲。也许有人以为，我们首先宣布绝交，要负挑衅战争的责任。其实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就各方面说，中国不会被认为侵略国的。（二）就对内说：现在我们，虽已对日展开全面抗战，军事领袖，亦已一再宣布，决定牺牲到底。不过患“恐日病”者及亲日份子，依然盘居要津；假使前线军事稍有挫折，彼辈便将乘机活跃，破坏持久战的计划。若对日绝交，那么此路便走不通了。（三）就军事言，现在前线斗士中的一部份，也许因为政府不会宣布对日绝交，认为政府的国策还没有到最明显的地步，他们抗战的决心，难免不坚固起来。倘一旦对日绝交，他们知道中日间的战局无论如何变化，但妥协决不可能了；决不会再像“九一八”“一二八”“长城之役”“华北事件”“绥东之战”那样，中途废弃，功亏一篑！从此并可坚固他们的抗战决心，且可使他们死而无憾。（四）就经济言，现在全国军队固然已经总动员，然而一部份人，对于他的战时准备，在技术方面观察，还有所期待，譬如上海一部份商人，还希望战事早日结束，好过他们快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宣布对日绝交，他们就知道这局势非长期焦土抗战不可，他们就会早作准备，另想办法了。同时，内地人民，也是这样，在宣布长期抗战以后，他们也要作一番根本的布置，就是购买救国公债，也一定要踊跃得多。

总之，日本虽对我不宣而战，但我对日正式绝交，不特是人格“明朗化”的一个办法，而且也是我们抗战到底的一种表示。

至于绝交以后的宣战问题，因为我们是“应战”，不是“求战”，暂且可不必谈起。

当政府目前还未宣布对日绝交的时候，我们舆论界对这问题应该多多讨论建议供政府采纳，文化界应该举行各种演讲会讨论会使广大的群众，对这问题注意起来。在这些讨论会和研究会当中，不但是要讨论对日绝交利弊的问题，并且可以讨论到在绝交之后如何防止奸商、汉奸和敌人勾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