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的许多成员还曾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之中。救国会的大批成员进入华北、陕北和华中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乡村建设派在日寇侵占山东之后，组织邹平乡建学院学生在山东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并在河南收留山东逃难人员，进行集训，然后派回山东敌后参加抗战。高崇民曾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参与 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后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领导工作。杜斌丞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重要幕僚，参与了“西安事变”全过程，为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1937年上海“八· 一三”事件发生后，黄炎培担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运输，救护伤兵难民；联系工商界，迁移工厂；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募集救国公债。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曾先后代表文化界赴江西、湖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沟通国共歧见，坚持团结抗战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1945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几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 一致希望继续商谈。” 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6月26日，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是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是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次日面陈蒋介石，蒋表示无成见，可以商谈。七参政员立即飞赴延安，与中共进行商谈。7 月1 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 不顾盛暑，亲访延安。在延安期间， 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延安会谈纪要》，由六参政员送交蒋介石。《延安会谈纪要》包含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争取召开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的共同主张，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起到了沟通国共歧见的作用，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平息内争、要求民主改革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危机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挽救危局。据此，中共代表林伯渠在1944年9月15日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民盟的热烈响应。1944年9月24日， 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 是治日少而乱日多，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 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团结官民，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我们将来要民主，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尤其需要民主！”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 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 实行联合政府, 才能挽救危机! ”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也都发表了演讲, 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等九条要求。同一天，在昆明举行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发表演说， 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民盟坚决站在中共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共的政治斗争，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民主同盟遵循“贯彻抗日主张”与“实践民主精神”两大原则，与中共密切合作，成为中共的诤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